Hong Kong
这几天在豆瓣友邻的推荐下听了Umbrellas Up和A Borrowed Time这两期关于香港的播客。对于现状我和前者的主角Katherine一样迷茫和难过。但是其中令我比较意外的是Katherine这代人（The Cursed Generation，因为出生在1997回归之际和成长过程中几乎是节点式的疫情爆发而得名）中部分人对父母一代的怨恨，这是一种我从未思考过的情绪。这里的怨恨来自父母的不作为——“倘若他们当初更竭力争取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我们的现状是否就不会那么灰暗”？
我从来没有这种情绪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从小到大听闻的家庭变故给我埋下的伏笔。爷爷的上一代人是资本家，在共产党接任后吃了不少苦头。后来爷爷因为担心家里成分不好，在号召上山下乡时早早让我爸去厂里开始上班，以躲避发配。那会儿温州还像威尼斯一样河道很多，他每天上班要先骑自行车到河边，然后再坐船去厂里上班。而避开这个紧要关头的叔叔和姑姑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机会。虽然我长大的过程中，我爸也靠做着生意让小家越来越好，但是总归是觉得有些遗憾的。古今中外，宏大的历史事件下普通人的无奈，这样的例子太多。所以我很难去体会这种苛责上辈人的勇气。今天听完 A Borrowed Time，我又在想，1989年为六四默哀的游行的年青人，现在也是过半百的中老年人了吧，不知道这其中多少人在那一年彻底失望，又有多少人对现实已经习惯。
我还没有习惯。申请那年我把自己对现状的失望一五一十写在了Personal Statement里，然后被修改文书的人建议删去。那是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初中兼高中同学朱平离开我们的夏末。”You don't believe the sky is falling in until a chunk of it falls on you.” 如果从初中时期开始越垒越高的墙不是掉下来的天，那一次天灾人祸，和之后我所耳闻，那些被报道，和被掩埋的细节，让我对政府失去了最后一丝希望。今年723，我照例写了文字纪念她，也是想作为大事件的见证者给那些从未知晓（每年都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那次事故）或忘却的人提个醒。也是今年，关于动车事件的广播也被删除了。
这次回国，身边的大多数朋友的言论已经让我不敢再抒发自己的想法。因为中立很可能被解读成对立，而我已经没有欲望和精力去尝试改变别人的想法，反而有点害怕这一致的口径。倒是回来后和同事聊起这个话题时，有一种men in the middle的惺惺相惜。不过，我那好读对岸新闻，依旧在不会翻墙，却和网络监察小队打着游击战的爸爸还有结合不同的声音思考的能力，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但是我爸和其他家人的故事可能就是Umbrellas Up里Peter家的翻版，在政见不同这一点上，我觉得中美家庭还是很相似的，谈不拢，为了家庭和睦还是不谈为好。
我把Umbrellas Up推荐给我的美国同事听，她很吃惊，惊讶于原来香港还是有人Pro-China的，这些是她在新闻里从来没有听到的。同样的演绎。
p.s. 写这篇的过程中，常常下意识替换掉敏感词，差点忘记了自己现在有一个属于自己的safe space了。
